晚上十点半，客厅的电视机准时被关掉。陈宇站起身，把茶几上的遥控器摆正，又把果盘收进厨房。他做这些的时候，动作熟练且平静。我坐在沙发上，看着他的背影，喉咙里像塞了一团浸水的棉花，沉甸甸的，透不过气。
“诺诺睡熟了，你也早点休息，明天还要开早会。”陈宇从厨房走出来，递给我一杯温水。他的语气温和，眼神却没有任何温度，就像在跟一个合租的室友，或者一个久未联系的普通朋友说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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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接过水杯，指尖不小心触碰到了他的手背。几乎是本能地，他往后缩了一下，幅度很小，但我还是清清楚楚地捕捉到了。
“好，你也早点睡。”我低下头，不敢去看他的眼睛。
他点点头，转身走进了次卧，“咔哒”一声，门关上了。那声轻响在安静的夜里被无限放大，像一记重锤，狠狠砸在我的心上。我在这张曾经属于我们两个人的沙发上坐了很久，直到杯子里的水彻底凉透。
今年我三十二岁，和陈宇结婚七年。在外人眼里，我们是标准的神仙眷侣。他工作稳定，脾气温和，我有一份体面的职业，女儿诺诺五岁，乖巧可爱。白天的我们，是完美的一家三口。早上一起吃早餐，他送女儿去幼儿园，顺路把我放在公司楼下。周末我们会推着购物车在超市里采购，他负责提着大包小包，我负责牵着蹦蹦跳跳的女儿。
在朋友的聚会上，他依然会自然地替我挡酒，会体贴地把挑去鱼刺的鱼肉夹到我的碗里。别人羡慕地说：“林夏，你真是嫁对了人，都七年了，陈宇对你还是这么上心。”
每次听到这种话，我都会扯出一个笑容，点头附和。可只有我自己知道，这看似坚不可摧的幸福外壳下，里面早已千疮百孔。
白天，我们是相敬如宾的夫妻；到了晚上，我们就成了睡在两个房间、互不打扰的“兄弟”。这一切的惩罚，都是我咎由自取。因为一年前，我出轨了。
那个错误发生在我对婚姻感到最疲惫的阶段。那段时间，陈宇在竞争部门主管的位置，每天加班到深夜，回到家倒头就睡。家里的琐事、诺诺的频繁生病、工作上的压力，全部压在我一个人身上。我觉得自己像是一个被困在牢笼里的保姆，失去了自我，也失去了被爱的感觉。
就在那个时候，我遇到了那个男人。他是我的客户，幽默、风趣，能敏锐地察觉到我的情绪低落，会在我加班时点一杯热咖啡，会在我抱怨生活琐碎时耐心地倾听。
那是一场建立在虚荣和冲动上的短暂幻觉，我像个溺水的人，抓住了一块自以为是浮木的朽木。
那段荒唐的关系仅仅维持了三个月。我很快就发现，那个男人给的只是廉价的情绪价值，他同样有着一地鸡毛的生活，甚至更加不堪。我感到了深深的厌倦和恶心，迅速切断了联系。我以为只要我回归家庭，只要我不说，这个秘密就会永远烂在肚子里。
一个周末的下午，他在用我的旧手机给诺诺播放儿歌时，看到了云端同步的聊天记录。我永远忘不了那天的场景。
没有歇斯底里的争吵，没有摔东西的巨响。陈宇只是坐在卧室的床沿上，手里紧紧捏着那个手机，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泛白。他的眼睛通红，看着我走进来，声音沙哑得像吞了一把碎玻璃：“林夏，为什么？”
我双腿一软，直接跪在了他面前。我哭着扇自己耳光，语无伦次地解释，发誓我已经断得干干净净，发誓我只是一时糊涂。
陈宇没有拦我，他只是看着我，眼神里的光一点点熄灭。那天晚上，他在阳台上抽了一整夜的烟。第二天早上，他把一纸离婚协议书放在了桌上。
我疯了一样地撕碎了那张纸，抱着他的腿苦苦哀求。我说诺诺不能没有完整的家，我说双方父母年纪都大了受不了这个刺激，我说我愿意用一辈子来赎罪。陈宇看着在客厅里抱着布娃娃不知所措的诺诺，最终闭上了眼睛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他妥协了。为了孩子，为了体面，他选择了把这根刺硬生生地咽下去。
从那以后，我们的生活进入了一种诡异的轨道。陈宇搬进了次卧，所有的东西都分得清清楚楚。他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，连我父母都不知道。他在极力维持着这个家的完整，可他把完整的自己，从我身边彻底抽离了。
为了弥补，我开始拼命地对这个家好。我推掉了所有的无效社交，每天下班后第一时间赶回家做饭。我学着做他最爱吃的糖醋排骨，把他所有的衬衫熨得平平整整。我甚至开始讨好他的父母，每个周末都买大包小包的营养品送过去。
陈宇对这一切照单全收，并且总是会礼貌地说一句：“辛苦了，谢谢。”
这句“谢谢”就像一把钝刀，一下一下地割着我的肉。我多希望他能像以前一样，从背后抱住正在炒菜的我，哪怕是埋怨我排骨做得咸了，也好过这种客气到极致的生分。
这种煎熬在夜深人静时尤为致命。
